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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8 16:08:12

范德科尔克调转皮卡车头驶向大格林湖——这片湖泊的湖水颜色会随光线变化,从深邃的森林绿变为近乎玉石般的色泽。它由远古冰川消退形成,湖面长7英里、宽2英里,湖心冰冷幽暗,最深处达236英尺。体型庞大、长着犬齿状牙齿、模样酷似史前生物的北美狗鱼潜藏于此。范德科尔克曾在湖上花费数年时间,试图捕获一条这样的大鱼。湖岸线两旁坐落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其中许多为富裕的外来者所有,他们每年夏天都会涌入该县,使人口数量大幅增加。这里每年大约会发生一起溺水事件,由于湖水极深,尸体往往难以找到。
下午2点30分左右,另一名渔民向副警长们报告,在湖东北岸的海德豪斯度假村附近发现一个漂浮的钓具箱。一名副警长将其打捞上来,带回移动指挥中心。沃德打开这个灰色的箱子,腐烂的鲶鱼鱼饵气味扑面而来。这些酷爱钓鱼的副警长们凑近观察箱内的鱼饵,试图了解箱子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箱内的鱼饵杂乱无章,都是沃尔玛平价套装里的东西,包括业余爱好者使用的夹式浮球。他们还在箱内发现了两套钥匙和一个棕色钱包。沃德拿出钱包,翻开后找到了一张驾照,上面的名字是:瑞安·博格沃特。
格林湖县警长马克·波多尔认为,找到瑞安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基思·科尔米肯身上——这位搜救专家住在两小时车程外的布莱克河福尔斯。科尔米肯接到通知后数小时内便抵达现场,驾驶着一辆德纳利皮卡,拖着他那艘22英尺长的搜救船。他相信自己能很快找到这名皮划艇爱好者,部分原因是他认为Life360的数据极其准确。他驱车前往最后信号发出的湖区,放下了他的“拖鱼式声呐探测器”——一个4英尺长、65磅重的设备,能够发射声波,声波从湖底反射回来形成图像,原理类似超声波拍摄胎儿。科尔米肯已花费数千小时研究这些类似火星荒漠景观的声呐图像,能够迅速分辨出微小的亮点是圆木还是尸体。
1995年,布莱克河福尔斯发出紧急呼叫:一名父亲与女儿们在罗宾逊溪划独木舟时溺水身亡。搜寻的第三天,布鲁斯手持安全绳涉水,用脚摸索着寻找这名男子,突然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当救援人员赶到布鲁斯身边时,他已缺氧太久。送医后,他已无力回天,第二天被撤掉了生命支持系统。他年仅40岁,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科尔米肯感到些许慰藉的是,他不必让布鲁斯的尸体留在冰冷的河中无人认领。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这份工作的投入——他现在深刻理解到,那些仪式化的告别方式对于缓解悲伤至关重要。
沃德看到一些近期的记录,这些记录是合理的——埃米莉(瑞安的妻子)拨打911后,出现了多次查询记录。但另一条额外的记录引起了他的注意:加拿大当局于2024年8月13日凌晨12点30分(瑞安失踪后的第二天)在底特律-温莎隧道(连接底特律和安大略省温莎的水下公路)查询过瑞安的姓名。这很奇怪。沃德与边境的一名美国官员交谈,询问他是否知道加拿大当局为何在那天查询瑞安的姓名。该官员表示会调查此事。沃德挂断电话,沉默地坐了几分钟。
随着搜寻持续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埃米莉一直把手机放在身边,等待着关于瑞安尸体的消息。除了处理自己和孩子们的悲伤,她还接手了丈夫以前做的事情:付账单、确保垃圾桶按时放到路边。每次她感到不知所措时,总会有人来帮忙。一名退休的副警长每周都会来帮她修剪草坪。瑞安工作过的消防站的几十名志愿消防员来帮她修剪树木、堆放木材。她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不是一个悲伤的寡妇,而是……什么?一个被抛弃的妻子?一个傻瓜?
一片死寂。波多尔从未见过这么多人同时露出如此难以置信的表情。大约20秒后,沉默被打破。埃米莉的父亲抽泣起来。她的母亲低下头,泪流满面。瑞安的哥哥看着他的妻子(天啊),她也回望着他(天啊)。瑞安的母亲看起来松了一口气,但又很困惑。瑞安的父亲说:“这不是瑞安——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瑞安。”瑞安的继父静静地坐着,显得震惊和被背叛。房间里的情绪如此强烈,几乎感染了警长办公室的副警长们。范德科尔克咬紧牙关,忍住不哭。
到这时,他已经决心实施这个计划。在那之前的一周,他关注着天气,最终选择了周日。那天早上,他和家人一起去了教堂,希望他们能最后一次一起领圣餐。但他被要求担任引座员,这让他很失望,他说,因为他不能坐在埃米莉身边。教堂礼拜结束后,他去了自己的作坊。他说,他做的一件事是为埃米莉准备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他解释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清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所以他买了一台带有新硬盘的复制品给她。他试图转移财务记录和其他文件,以便在他“死”后让她更容易处理事情,但显然他“复制了太多东西”,给调查人员留下了证据。他回家待了几个小时,挂上拖车,向埃米莉和孩子们告别。他开车回到作坊,将拖车拉近建筑物,这样安全摄像头就不会记录下他装载自行车的过程。在奥什科什的一家沃尔玛,他买了一个行李袋、零食和一顶棒球帽来隐藏自己的脸。
第二天早上,我抵达了奥什科什的“别处市场咖啡馆”,这里位于大格林湖东北约30英里处,是瑞安提议的见面地点。今年4月,我第一次给瑞安发邮件时,他回复说无法讨论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担心这会伤害到他的家人。7月,我再次给他发邮件,他回复说:“为了我的孩子和埃米莉,我希望你能换个话题写”,并建议我写杰弗里·爱泼斯坦或乌克兰战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保持邮件往来,随着宣判日期的临近,我们的沟通变得定期起来。他说,如果不谈论他的婚姻,他几乎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伪造死亡——但如果谈论婚姻,他知道这听起来会像是在指责埃米莉,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他描述了他认为新闻中呈现的叙事:“1)我是故事中的‘坏人’。2)绝对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3)为了我的孩子,我也需要成为这个故事中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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