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研究百家乐- 百家乐官方网站- 在线Baccarat Online

2025-12-05 10: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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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习指出：“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在这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东北抗联”)为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留苏群体是东北抗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抗联的创建、发展和斗争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东北抗日战场乃至中国抗日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学界关于留学的相关研究中，苏联留学(以下简称“留苏”)教育和留苏群体一直都是热点，尤其是有关早期中国留苏群体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张锡岭通过考察早期中国派遣留学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情况，论述其对中国革命产生的积极作用；黄新宪梳理早期中国派遣的留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情况，并讨论了这两所学校对中国干部教育的示范作用，由此拉开系统研究早期中国留苏群体的序幕。到了20世纪90年代，琚忠友在揭示留苏活动的历史和客观原因的同时，也检讨了其对中国革命的积极、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刘志青以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红军学校、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和苏联红军军事学校为研究对象，考察早期中国留苏群体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早期中国留苏群体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21世纪以来，早期中国留苏群体研究在方法和视域上都取得了新突破。

　　总体来看，关于早期中国留苏群体的研究虽然已经较为系统成熟，但这些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视域来考察中国早期留苏群体的共性特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微观视域辨析中国早期留苏群体的特性。以东北抗联为例，东北抗联活动在我国东北地区，其活动范围紧邻苏联，相邻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东北抗联派遣人员留苏具有便利的地理优势；东北抗联在与中央失联后，一直试图通过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中央恢复联系，东北抗联的不少干部频繁前往苏联，甚至在工作之余留在苏联学习，这些原因使东北抗联中的很多将领都有留苏背景，他们属于东北抗联中留苏群体的一部分，而东北抗联的留苏群体从时间上看又属于早期中国留苏群体，且占有相当比重。目前学界没有对东北抗联的留苏群体给予足够关注，对他们的特点、贡献、影响和经验启示都还没有系统研究。因此，本文拟从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这一微观视角入手，讨论早期中国留苏群体，以及留苏经历对东北抗联精神品格塑造的影响和留苏群体对于东北地区革命作出的贡献。

　　东北抗联在创立初期就与苏联建立起了联系。1934年10月后，为了同中央恢复联系，东北抗联试图经由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恢复同中央的联系，频繁派遣干部前往苏联开展工作；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更加艰难困苦的时期，一些东北抗联的领导干部因伤病在东北得不到有效医治而前往苏联；1940年后，东北抗联部分部队为保存实力也退到苏联境内。这些客观原因交织在一起，为东北抗联选派人员留苏提供了便利条件。东北抗联自行选派人员留苏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东北抗联的干部主要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东方大学是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于1921年决定成立的一所“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和劳动者以及苏联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高校，东北抗联的留苏人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原理、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必要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李延平和陈荣久就是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军事专修班学习军事科目。

　　1938年 3月，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七分校和第八分校合并，成立共产国际中国党校，也称共产国际远东局党校。学校的教学方针力求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教学内容由中国代表团规划决定；学校的事务工作由共产国际负责。据韩光回忆，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有马列主义原著，如《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其他教材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革命运动史等。军事班的教官全由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专家担任，所以这个军事班又称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

　　1940年后，东北抗联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1月，中国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在苏联伯力城召开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力会议)，确定了东北抗联临时接受联共(布)边疆区委和苏联远东方面军工作指导关系，并与苏方达成协议，即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根据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从1940年 10月末开始，东北抗联的指战员先后冲破日军的堵截，跨越黑龙江或乌苏里江越境，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地区，建立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

　　在进行紧锣密鼓军事训练的同时，东北抗联将士没有放松政治和文化学习。政治和文化学习都是由东北抗联内部自行组织安排。其中，政治学习主要是结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国内斗争形势以及部队的思想实际来进行的。政治学习教员主要由东北抗联将领担任，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曾多次为东北抗联战士们作专题讲座。文化学习则是根据当时东北抗联将士的自身文化程度将其分为三个中文班和一个俄文班，学习内容以识字为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俄文班中不少人已经可以流利地使用俄语交流，而中文班则基本扫除了文盲。

　　东北抗联杰出领导人魏拯民，原名关有为，从1927年年初入党那天起，他就树立了为国家民族奋斗的理想信念，改名为“魏拯民”，在苏联的留学经历更坚定了这种“忠诚”。魏拯民凭借留苏的理论功底，经常亲自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党员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说：“抗联战士要有远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有能力打击敌人。”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工作重担全部落在魏拯民肩上，他集合起队伍，在“向日寇讨还血债”声中继续开展战斗。1940年秋，魏拯民的病情恶化。他鼓励大家说：“你们都很年轻，革命就靠你们……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可是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1941年1月20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密营中不幸病逝。战友们将魏拯民的遗体安葬在密营前的红松下。3月8日，在叛徒的带领下日军来到密营，挖出烈士遗体，将魏拯民将军的头颅割下，带回桦甸县城悬首示众，又在密营门前的红松下惨无人道地焚烧了烈士的遗体。

　　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冯仲云，1926年夏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数学系，1930年10月到哈尔滨以商船学校数学教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救国为己任，在满洲省委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满洲省委遭破坏后，他到珠河游击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在东北抗联教导旅期间，冯仲云开始自学俄语，把苏联三大报纸《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上有关战争的消息、文章集中翻译过来，加以编纂，作为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的学习教材，被战士们称为政治教育的“大老师”。

　　东北抗联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周保中，出生在四季如春的云南，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8年11月受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毅然放弃在苏联优越的学习生活，坚决来到极寒之地东北，与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14年。1942年8月，东北抗联整编为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长。针对自1936年满洲省委撤销后，东北地区有三个并立的省委领导抗日斗争实际，经周保中等努力后，1942年9月13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独立步兵旅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正式成立，最终统一了东北党组织的领导，确保了有效地开展整训、军事侦察和游击活动，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毅敏，后来经德国辗转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曾先后任中国满洲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驻东北抗联第三军代表兼政委，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1931年9月18日深夜，赵毅敏和中国满洲省委的战友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明目张胆地占领奉天等地，他们立刻意识到：空前的民族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赵毅敏代表省委连夜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中国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

　　赵一曼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的地主家庭，1927年9月—1928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8年，由于工作需要，党组织调赵一曼回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参加抗日斗争。敌人在“报告”中记述了赵一曼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情景：“在押送的中途，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战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就义前，她激昂地唱起了革命的战歌《红旗歌》，迎着灿烂的阳光向前走去，奋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英勇地献出了31岁的年轻生命。

　　1946年，李兆麟在哈尔滨庆祝苏联红军建军节大会上讲线年加入中国，是东北抗联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45年9月，李兆麟根据东北党委员会的决定，率百余名东北抗联干部随苏军进驻哈尔滨，先后任苏军管制时期的滨江省政府副省长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之职。作为中国在哈尔滨唯一公开的代表，他的活动对在东北的反动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务开始谋划暗杀李兆麟的罪恶活动。面对复杂险恶的形势，李兆麟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义正词严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他坚定地说：“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1946年3月8日，打入中苏友好协会的女特务孙格龄，谎称“接收大员”要就“国大”代表问题进行商议，邀请李兆麟到水道街9号参加谈判。3月9日，李兆麟“应邀”前往水道街9号“参加谈判”。特务用毒茶将其晕倒后，残忍地将其杀害。

　　留苏群体在苏联大都接受过专门和系统的军事教育，这造就了留苏群体中涌现出许多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其中，李延平和陈荣久都是在苏联学习后才开始担任所在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李延平，1934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1935年冬返回东北后在吉东特委工作，1937年11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1938年底，李延平率部在五常、珠河一带作战时壮烈牺牲，年仅35岁。更早前往苏联学习的周保中、杨林、赵毅敏和胡伦，则是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建者。

　　作为东北抗联留苏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东北抗联教导旅，其本身就是军事部队，其在苏联期间一直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派遣小分队，执行各种抗日任务。小分队的主要任务有寻找、收拢与东北抗联各路军失去联系的东北抗联部队；潜伏各地开展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积聚抗日力量；侦察敌情，为苏军搜集战争情报；破坏敌人军事设施和交通运输，打击敌人等。尤其是在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挺进东北，全面反击侵华日军，抢占战略要地，重建党组织、扩充军队，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也为之后解放东北奠定了基础。

　　1934年春，赵一曼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身份在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她担任铁道北区的区委书记，负责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支援抗日军队的任务。经她的努力，首先把群众抗日组织搞了起来，珠河游击区的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相继建立。她通过妇女会组织妇女为抗日战士做军鞋、洗衣服，教儿童唱歌，为群众讲革命故事。她很快在道北区建立了农民游击连，搞军事训练，准备随时配合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军作战。

　　杨林，1924年从云南讲武堂毕业，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官。1927年8月，杨林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3月，有留苏背景的杨林从苏联回国到满洲省委工作，省委派他担任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在他的指导下，东满地区的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各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大队，为东北抗联第二军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32年6月，时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杨林，指导磐石中心县委在原领导的磐石赤色游击队的基础上创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开创了满洲省委在东北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东北抗联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李范五，1938年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返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务科科员，中央情报部研究员，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指导员，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机关总务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了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李范五奉中央之命又回到东北，在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党下积极组织和领导了政权建设、剿匪斗争、土地改革、发展生产，为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一是重视学习是人民军队的安身立命之本。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历经百年沧桑依旧风华正茂的重要原因，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保证。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无疑是党派遣党员干部留学或者培训，到进步国家学习革命理论、国家和军队建设经验的生动实践。习指出：“近代以来，我国大批留学人员负笈求学的足迹，记录着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的梦想，伴随着我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毋庸置疑，留学生涯既为东北抗联的留苏群体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学习先进经验和培养人才的可靠经验。

　　二是培养人才是革命队伍建设的万务之要。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系统成熟的革命理论，也有丰富成功的斗争经验，选派人员前往苏联学习对于提高革命队伍的整体素养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论是早期中国留苏人员参与东北抗联的创建，领导东北抗联进行斗争，还是东北抗联自行选派的留苏人员在归国重新充实到抗联队伍中，其背后都体现着我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抗联即使是在斗争最为艰苦、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刻，也没有中断过选派人员留苏，而是将选派人员留苏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方法一直保存贯彻下来。东北抗联14年的顽强苦斗以及铸就可歌可泣的东北抗联精神，都是我党以人才为本、不断加强革命队伍建设的生动实践成果。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务之急。从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建立起就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和党派的交流合作，也可以说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既见证了党早期与苏联在军事协作、部队训练、干部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双方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成功案例。黑龙江地区紧靠俄罗斯，不仅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是加强我国和俄罗斯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我们更应当吸取历史经验，认真贯彻落实习在黑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加快建设开放龙江，高水平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高质量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四是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人的制胜之策。独立自主既是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中总结的基本经验。习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虽然在留苏期间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获得了远超当时在国内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也远离了战火纷飞、充满流血牺牲的前线，不过这些都没有动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进行革命斗争的决心，他们在苏期间坚持不懈通过共产国际联系中央，要求接受党的指挥领导。特别是东北抗联教导旅在当时苏联远东军个别将领要收编他们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决与之斗争。曾在东北抗联教导旅的金日成后来评价时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时就指出：“对试图使中国革命服从于苏联革命或变为苏联革命的附庸的倾向，他是绝不容忍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东北抗联在苏期间也没有停止抗日活动，不断派遣小部队越境进入东北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钳制日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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